具身之镜：中国录像艺术中的行为与表演

表演的唯一生命就是在当下。其不能被保存、录制、纪录，或以其他方式参与到“再现的再现”的流通中：一旦这样做了，它就变成了表演以外的东西。到了表演试图进入再生产经济的程度，它就背叛与削弱了自身的本体承诺。——佩吉·费伦

在费伦这样的表演原教旨主义者眼中，表演一旦沦为图像再生产的对象便会彻底堕落，这背后自然有第二次前卫艺术运动所宣扬的“去物质化”立场——认为媒体与资本主义同构——只不过这种意识形态在新的媒介现实面前多少显得不堪一击。自1960年代开始，表演便逐步与媒体艺术相结合，在现场经验与再生产、呈现与再现间摆荡，进而我们发觉，如今被称为经典的“行为艺术”，往往都以某种媒介化的形式得以留存。录像艺术无疑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。录像化的表演或表演性的录像衍生出了多种复杂的形态，身体与技术的互动将两种不同的话语糅合在一起，有机与人工、即时与纪录、肉身与屏幕不可避免的发生着摩擦与交融。而这正成为了本次展览的出发点。

“具身之镜”试图探讨的即是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中，录像艺术与表演之间展开的密集交流。中国录像艺术的开端便与表演相关，在张培力1988年的作品《30×30》中，我们得以管窥摄影机在时间流逝中对于身体的客观观察，及其形成的极具冲击力的寓言式效果。在之后中国录像艺术的发展中，不断有艺术家采取策略化的方式，将录像与表演设置为互为延展的领域。整个展览被划分为五个主题：“自传”、“事件”、“舞者”、“演讲者”与“剧场”。每一个主题都涉及一条独立的线索，以梳理这个交叉地带中纷繁复杂的现象。

“具身之镜”指向了这样一个事实，即录像并没有为表演带来新的“舞台”，而是一个通往世界的“镜面”或“出口”；其作用亦并非仅仅在于解放身体，或令其摆脱社会与历史语境的规约，而是提供了新的战术装置或解码器：影像化的身体如同一个“不朽的”与“可传播”的化身，在这种情境中，媒介呈现为崭新的生命情景，而主体对于现实的回应已被转化为共通的媒介感知。